“胸中已有山林气,门外何妨市声喧。”通渭籍青年书法家崔富川是一个醉心书艺而淡泊名利的人。教书育人之余,他将一颗心安放在那十余平方米的“集虚斋”里,尽情呼吸着乡村带着草木清香的空气,在淡淡的墨香中潜心研读先贤作品,静静地领略古人笔下的大意境,然后展纸挥毫,于纵情挥洒中呈现性灵之笔,于凝神屏息间谛听心灵的吟唱。他说,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快乐,也是他最本色的生活。
“集虚斋”里,崔富川远离了红尘的喧嚣纷扰,他惬意地徜徉在黑白世界里,书写自我,书写心灵。他的生活因此而散发着艺术的芬芳。
其实崔富川从小就对书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。幼年的他,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一本字帖,然而由于家境贫寒,父母无法满足他这一小小的愿望,一辈子与斧子锯子打交道的父亲,走遍全村,欲借一本字帖而不得。直到1973年,在通渭北城中学上高二的崔富川才在同学手上见到了一本破旧字帖,于是他就订了一本粗麻纸大楷本,每天中午借来那本字帖临一页,临完了就还给人家,这样坚持了一年。1975年,崔富川高中毕业后,当了民办教师,很认真地给学生题了七年大楷格,毛笔字有了明显的进步。1981年,崔富川考入甘肃靖远师范,由于他有很好的毛笔字功底,学校的小字报、榜示等活动他全都包了,老师同学看了都赞不绝口。从那时起,他买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字帖———颜真卿的《多宝塔》,从此开始了与笔墨相伴的书法生涯。
在靖远师范,崔富川还得到了书法造诣颇深的校长关振邦的赏识。在关振邦指导下,他临习颜真卿的《勤礼碑》、王羲之的《圣教序》。两年的勤学苦练,毛笔字有了很大进步,常常在学校举办的书画展上获一等奖。
1983年后,崔富川被分配到通渭北城初中任教。当时由于家庭经济拮据,他无力购置笔墨纸砚,就在一个罐头瓶里灌上水,蹲在地上用毛笔蘸着水在地上临帖,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。就这样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,他用大地作纸、清水为墨,练就了过硬的书法基本功。通渭老书法家魏岳嵩看了他的作品后曾说:“你的基本功可以,唐楷已经写得不错,下面应该在汉隶和魏碑上下工夫。”从此,他游心于《张迁碑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刁遵墓志》、《张猛龙碑》、《张黑女墓志铭》等汉魏名碑之间,反复揣摩,用心体悟其点画风神和雄强浑穆之气,不断丰富自家书法面目。
在书海探索的时间长了,面对浩如烟海的名碑法帖,崔富川渐渐地感觉无所适从。他觉得自己如同蚕儿吐丝,自己把自己“捆”住了。为此,他强烈地渴望突围,更渴望获得名师指点,以明确自己书法艺术的方向。
机会终于来了!2007年秋天,中国书法院招生,崔富川被录取了。9月份崔富川怀揣着贷款踏上了中国书法院的求学征程。在书法院,他认识了很多书坛名家,几经点化,崔富川便有了“天门洞开”之感。在名师的指导下,他不仅苦练书法,还如痴如醉地攻读文学、史籍,研究文字学,以提升他的书法理论水平和传统文化素养。就这样,一年来崔富川对于书法的点画、结字、章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,对于空间分割、黑白对比、节奏和力度感的变化等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,对于书法源流、临帖与创作、章法与墨法以及形式结构的转换有了更充分的理解,渐渐形成了他“在临帖中创作,在创作中临帖”的书法意识。著名书法家于明诠老师称赞他说,在不断钻研,不断临习的过程中,基本懂得了“书法那点有意思的意思”。
在多年的书法实践中,崔富川本着临帖以养其气、摩碑以强其骨的学书要旨,以唐楷奠定扎实的基础的同时,广临《张迁碑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元彬墓志》、《姚伯多造像记》等汉魏名碑以强其筋骨,继又精研王羲之《圣教序》、颜真卿《祭侄稿》、苏东坡《寒食帖》及张瑞图、何绍基、赵之谦、杨维桢诸人法帖以富其变化,最后将注意力集中在《毛公鼎》、《散氏盘》、《虢季子白盘》、《周墙盘》、《石鼓文》以汲取纯正的源头文化精神,取其高古之气。从而形成了他碑帖结合,雄浑中藏精巧、稚拙中透灵气、线条流畅多变、结构稚拙自然的书法风格,于生拙浑古中透露出一种奇宕放逸的意趣,给人以新奇之感。著名书法家王镛评价他入展《全国首届册页展》的作品时说:“这件作品能够取法八大山人章法,以赵之谦手札字势为基调,融会二王与墓志,用笔动作丰富、点画精到,是一件较为成功的作品。”
现在,崔富川把“临摹追求古人神韵,创作做到回归自然”作为自己的自觉追求,默默地行进在不断超越自我的书法旅途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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